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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典制体 ”作名词解释。
典制体:又叫典制体 ,典制体史书,以典制为中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因革损益而发展成的史书体裁。(盖帽)
它以分门别类为表述上的特点 ,比较有代表的典制体有唐朝刘知己编修的《通典》等 。(穿衣)
典制体的出现丰富我国史书体裁,记述了历代的典章制度,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史料。(履靴)
通过例子 ,可以对名词解释这类题目做个分类。一般名词解释不外乎出自政治制度,经济专用,文化方面等 。所以在做名词解释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定点明是什么性质 ,出现的时间等这些基本的因素。即便你记不清它的详细内容或是影响,也可以做到有话可说了。
著名吴文化地名来历:烟火千家青阳镇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 。一般器壁较薄 ,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 、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 、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 。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 ,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 、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 、琮、钺、璜 、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 、玉管、玉珠、玉坠 、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 ,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 ,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 、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 ,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 ,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 、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 ,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 。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 、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 、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 ,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 。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 ,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 ,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 ,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 。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 ,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 ,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 ,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 ,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 、璧、钺、锥形器 、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 、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 ,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 ,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 。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 ,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 、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 、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 。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 ,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 ,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 ,其影响曾达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 。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 ,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 ,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 、汇观山和莫角山 ,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 、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 ,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 。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 、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 ,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 。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 、芝麻、蚕豆、甜瓜子 、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 ,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 、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 ,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 。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 ,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 ,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 ,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 ,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 ,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 ,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 ,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 ,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 ,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 ,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 。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 ,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 ,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 。在吴县澄湖 、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 ,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 、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 。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 ,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 ,主要农作物是水稻 。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 ,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 ,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 ,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 、木器、竹器、丝麻纺织 、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 ,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 ,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 ,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 、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 ,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 、蟠螭纹图案 。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 、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 ,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 ,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 、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 ,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 。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 8 县市 ,就有 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 ,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 3200 余件 ,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500 多件 。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 ,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 、琮、钺、璜 、镯、带钩、柱状器 、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 、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 、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 ,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 。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 ,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 、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 ,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 ,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 。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 ,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 ,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 。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 ,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 ,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 。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 、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制品 ,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 。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 、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 ,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 、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 。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 、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 ,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 ,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 、频繁地进行 ,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 ”可能已经存在。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 。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 ,“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江阴市,大江之阴,也是一座滨江港口花园城市。是长江的咽喉 ,历代都是江防要塞 。而江阴市也是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自古发生在江阴的故事就有很多。本期的地区文化带你去了解烟火千家青阳镇 。
还想要了解》》青海湖牛身豹首海怪传说
位于江阴市南部的青阳镇,处在锡澄运河 、锡澄公路的中段,南面与锡山堰桥隔河相望。青阳镇交通便利 ,市集繁华,工商并茂,素有“小无锡”之称。
青阳旧名青 ,是个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 。1974年至1976年,境内南楼村一带出土石刀、石?、石斧 、石凿等磨制石器,以及黑皮陶、碳化稻谷等属良渚文化的文物 ,证明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先民聚居生息。北宋淳化年间(990-994),从北方迁来的葛氏在芙蓉湖边垦殖,流民便来聚居 ,青阳集市形成,当时称“江阴军下草市”。关于青阳的命名,当地自有一种传说,叫“先有道成墩 ,后有青阳镇 ”。
北宋葛胜仲有《道成墩》诗叙述了其中的来龙去脉:“一羽翁,奇骨两目方 。乃以贫自乐,餐霞辟谷肠。混世人莫识 ,结茅居僻荒。一墩仅十亩,培?萃彼疆 。惠峰作南屏,秦望横北墙。隐此不记年 ,悟仙号青?;翩然仙道成,陟墩神远翔。
指墩名道成,人以许仙扬 。岂无缑山人 ,吹笙云锦裳。令威去千年,归来赋歌章。青?得仙去,千古传此乡 。讹而为柳跖 ,吴鲁路渺茫。柳为横行盗,安肯城此旁。不知何愚人,鱼鲁昧审详 。至今传名误,使志来其将。吾为正斯谬 ,百世流余芳。”
解读这首诗可以了解到,魏晋时汝南人许逊是位道士,后来被封为“神功妙剂真君”。他担任过旌阳(今湖北枝江)县令 ,又称许旌阳 。许逊弃官东归,周游江湖,来到青阳西北处结庐炼丹。
他看到近湖一带地势较低 ,就运来泥土填高地面,形成道成墩,离这里不远处慢慢形成了青阳镇。还有一种说法青阳地名是由旌阳音演变而来 。也可参见《乾隆江阴县志》记载:“许旌阳宅在青?镇西 ,运河之南,有阜名道成墩,上建旌阳祠。 ”
古代青阳的文化教育源远流长。北宋时 ,士大夫设塾授徒之风已盛,人才不断涌现 。宋江阴望族青阳葛氏,世代儒学,簪缨相继 ,一门出了33位进士。仅被唐圭璋收入《全宋词》的就有葛胜仲的《丹阳集》、葛立方的《归愚集》、葛郯的《信斋词》,葛立方还有《韵语阳秋》被收入《历代诗话》。
葛氏的词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后人评价宋代父子两代皆为填词名家者,有前晏殊 、晏几道 ,后有葛胜仲、葛立方。地方文化教育源远流长,明正德十年(1515)青阳办社学,清代设义塾 ,《乾隆江阴县志》载:“青?川原清旷,多秀民文士……为一邑之最。”青阳镇钟灵毓秀,人才辈出 。
现代有地政学家祝平、出版家李小峰 、地理学家李旭旦、气象学家朱炳海、教育家谢家玉和薛绍清 、农艺学家谢家驹等 ,并有知名民族工商业者薛福基、葛凤池、刘永康 、叶吉廷等。
明清两代,青阳镇集镇夹锡澄运河为市,是往来船舶的停靠地。长期寓居苏州的江阴人王稚登有《夜泊青?有怀》诗云:“赛灯浊酒伤神 ,流水浮云自亲。珠斗阑干碧汉,金风萧瑟青苹 。半圆半缺明月,江南江北美人。何处一声长笛,相思各自沾巾。”清王士桢《青?桥》诗云:“门对青?桥 ,家近芙蓉湖 。与郎不相见,为郎歌拔蒲。黛色连天际,苍苍秦望山。
东巡殊不返 ,留恨此山间 。白舫烟中树,青山水上楼。澄江风物好,残腊只如秋。修竹被晴川 ,沧漪映空曲 。日夕雪初消,人家在绿寒。 ”
青阳镇成为江阴、无锡、武进3地10多个集镇联系苏锡常的纽带。清代青阳的粮食 、棉布、烟酒、杂货、药材 、饭铺等行业交易活跃,为江阴南乡主要棉市、布市 ,远近棉花也在此集散 。光绪年间先后开设6家茧行,形成江阴最大的茧市。
此后,米行、竹行 、猪行、棉布店、盐栈相继开设 ,至1936年,集镇商号超过五百,青阳成为无锡北外的米麦 、蚕茧、纱布、食盐的主要集散地。至今,青阳已建成文明 、富庶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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